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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形勢、化矛盾、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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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永偉：每年參加我們的管理會議收獲很大，去年我跟大家討論的是信息產業的問題。今年我想與大家就關于技術創新的調研的體會溝通一下。這個題目還是有爭議的，特別是在最近體制改革的時候，對中國還是應該繼續追趕還是進行技術前沿的創新，還是進行技術的領跑有非常大的分歧，兩個不同的判斷，決定了我們采取不同的政策。過去我們比較習慣的是跟蹤和追趕，過去很多產業是跟隨和扮演的角色，追的也很成功，當然追趕也很累。
到現在這個階段，我們整個工業和服務體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很多的領域已經走到了世界前沿，或者說走到產業競爭的前沿，繼續再追趕還是應該抓住機會，進行前沿的創新，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新的挑戰。過去我們的政策的設計主要是圍繞著跟蹤和追趕設計的，比如我們在制定科技項目的時候，有一個主要的評價標準，你這個項目是國內先進，還是國際領先？言外之意就是這個項目做得最好的時候，就是和國內保持一定的水平和國際保持一定的水平。你這個項目國外還沒有做的時候，往往是不能夠或者很難在國內立項的。國外還沒有做，你這個東西怎么讓別人相信呢？所以過去很多能夠在前沿創新或者原始創新的一些項目，往往和我們傳統的科技評價體系是不一致的。 在項目上這樣，在產業化的支持上，往往也是圍繞著跟蹤追趕設計的。當你這個項目在國外還沒有做成功的時候，在國內也很難拿到產業化的配套支持。很多在國內做原創的技術研發或者產業化開發的企業被迫先到國外去做市場，等拿到國外市場認可的時候，反過頭來才能到國內形成產業化，先國外后國內。政策結果是這樣一個邏輯。 到前沿領域創新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挑戰就不一樣了，就需要支持不確定性，需要寬松示范，整個體系和環境就發生了大的改變。什么樣的判斷就決定了什么樣的戰略，什么樣的發展戰略思路也決定了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因此講這樣一個題目是目前我們在討論創新，討論產業發展時候根本性的命題，分歧也非常大。我的研究結論是支持前沿創新的，中國到了這個階段，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報告一下，這也是題目的由來。 我們可以把根源放在我們對宏觀經濟的分析上，最近這幾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我們發現我們在宏觀經濟決策上面臨很大的困惑。用一個詞來表達叫“多難的選擇”，采取任何一個宏觀經濟政策，我們總會發現它會產生很多的后遺癥，一項政策很難得到全部的或者絕大部分方面的認同。比如說我們討論房地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既希望房價回歸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擔心房價過快下降，對經濟的拉動造成很大的影響，造成地方財政收入發生銳減，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對房地產到底采取什么力度的政策，也是非常困難，也是非常難以決策的問題，也是決策的兩難。諸如房地產領域很多宏觀經濟決策，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都是決策兩難和多難的問題，找不到不難，一難的問題，采取這個政策就可以收到什么明顯的效果�，F在這種政策太少了。我們討論一下我們宏觀經濟決策越來越困難，根源是什么？這是我們討論創新的基礎的出發點。宏觀經濟決策有哪些困難？多難選擇怎么產生的？我們最后得了一個結論，他的結論在于我們產業的落后，產業的低端落后。正是由于我們產業結構不合理，過多的產業能力是長時間的維系在低端，這一個方面的原因，使我們宏觀經濟決策產生諸多困境和多難選擇的根本性的原因或者根源。 為什么這么講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決策有哪些難點？第一，我們現在涉外，涉外一是現在的出口依賴，外貿這一塊。一方面我們由于過多的采取了對外貿依賴性比較強的經濟結構，當我們經濟出口量占比已經成為三架馬車當中增速最快一駕馬車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形成出口依賴癥。國際形式稍稍有大的變化，國內經濟就受到很大的波及。我們出口依賴的結構和美國、歐洲不太一樣。我們出口的是低端東西為主，進口的是高附加值的東西，這樣一種出口結構導致的結果，我們向別人出口多，我們受到外貿威脅就越大。返過來講，我們進口越多，就受到別人進口的管制就越強。你想要的，別人可能不給你，你出口別人的，他可以隨時不要你的東西。既給我們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也讓我們在很多領域越來越受制于人，這就是現在我們的出口結構，進出口結構根子在于我們制造業的低端化。產業不升級，出口依賴的問題就很難得到解決，貿易摩擦的形勢職能越來越嚴重。在這種貿易的爭論當中，我們就會喪失更多的主導權。對你沒有太多主導權，你能不賣給別人嗎？所以出口的減少，受傷害更多是我們自己，這是對外的基本的邏輯。 由于出口過多，外匯就更多了，拿了這么多外匯，人民幣就得進行結算，國內的票子就得多發，容易引發通貨膨脹。我們出口大國，往往拿著匯率給我們做文章，我們的壓力一方面我們如果過早或過快的來進行幣值的提升，出口就會受影響，所以跟國外的匯率談判當中越來越大。這么多出口變成外匯，這么多外匯變成結算的人民幣，票子越發越多，在國內形成越來越強的通貨膨脹壓力。出口和通貨膨脹又是緊密相關的。解決這個問題壓出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根子在我們產業的低端化。 除了通脹之外，票子發多了，人民幣很多的投資在某些領域就容易走向極端。某個領域在過多的時間之內集中過多的資金，就滋長了泡沫，股票、礦業、收藏品等等，大量的游資推高了某些領域資產的價格，導致經濟局部的過熱產生了扭曲。因為這些資金在國內它的投資渠道過窄，投資渠道過窄，既和體制有關系，大量的資金找不到可投的領域，另外一方面即使是放開的領域，我們國內的大量的低端制造業很難吸引這些資金，對接不上。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實體經濟在逐步的萎縮，另外一方面虛擬資本在不斷的膨脹。實體基礎受到動搖，虛擬資本由于我們經驗不足，產生了很多的負影響。大家看到了這幾年民間放貸，這些資金，這些問題，它是逐步放大的。實體經濟它的吸引力確實逐步遞減的。這種情況之下，很多的做實業的企業，最后也放棄了研發，甚至放棄了制造。實業資本開是向非實業，金融資本轉移。金融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產生了很多的違規的或者違法的操作。 去年是跑路的多，現在年關接近，我估計跑路的越來越多，對待這些跑路的企業對政府來講確實是手段不足。你看著他犯錯誤，看著他影響了社會，但是真正能夠管制的手段確明顯不足，不能把它全抓起來，抓多了產生的后遺癥更多，你不抓，誰來承擔犯錯誤的成本。犯了錯誤又不讓他承擔成本，所以舉起刀來也很難落下去。當我們整個經濟管理，經濟決策陷入糾結的時候，僅從表面解決問題就比較難了。多抓幾個，少抓幾個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根本問題在于這些資金為什么走向這樣一種狀況？根源來自于長期的沒有改變我們現在的產業結構，才導致了資本的不良的流動性，這也是和產業結構落后有關系的，落后的表現你沒有技術能力。 和我們就業結構也是相關聯的，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就業出現了兩個脫節的問題，一方面大學高素質的畢業生找不到就業崗位是收窄的，另外一方面低收入的就業崗位又是短缺的，農民工又很緊張，高技能，技工也緊張，低收入的就業是短缺的，提供高收入崗位的就業人群是過剩的。這說明了我們產業所對接的就業結構是有問題的。只能提供更多低端低收入的就業崗位，高收入就業崗位我們提供不了太多。這么多畢業生和你提供不了這樣的高收入就業結構對接起來，就是他找不到工作。解決這個問題核心還不是在教育畢業生太多了，而是我們提供不了這么多高收入崗位，這就是產業結構落后的重要的結果。 由于我們產業結構落后，所以我們整個的調整宏觀經濟的手段，現在就被束縛住了，稍微做大的調整，整個經濟就會受到深度影響，影響了我們政策調整的決心。比如，我們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我們上半年我們發現整個行業情緒是比較好的，企業開工率很足，庫存很少，整個的投資都很活躍。但是到了下半年只求，我們突然發現經濟出現了大的逆轉，一些主要的行業，機械、制造、裝備、汽車、加工制造等等出現了大的變化，行業景氣出現變化，企業訂單不足，導致開工不足，效益銷售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時候宏觀貨幣政策是不是要做調整？出了很多爭論，壓力也很大。從全年來看，指標都還不錯。但是從7、8月份以后再看，企業也好，產業也好，宏觀經濟指標也好，都有大的變化，這個時候你的貨幣政策調是偏緊的，現在是放還是不放？支持產業結構調整的人就講，如果再堅持一段時間，通過宏觀政策的壓縮就會把落后的生產能力把它逐步的淘汰掉，這正是結構調整的好時機，不應該過早的改變貨幣政策，即使企業很難，特別是中小企業，我們走了一圈發現叫苦越來越多，這個時候你堅持哪一個政策導向呢？ 另外一個觀點認為這個時候必須抓住放，因為企業都很難了，放信貸，把貨幣政策調到寬松狀態上來。調的結果，大家這口氣就很容易過去，企業覺得會拿更多訂單，現金流會得到快速補充。結果又和兩三年一樣，本來技術升級的企業沒有升級，喘過這口氣，生產能力還是那樣。等第二波經濟危機來的時候，他又陷入困境，一放一收縮然后再放，總是如此循環。到底堅持什么樣的宏觀決策呀？確實非常困難，你說你不調整，GDP下來的速度就會很快。今年如果是9%，明年如果是8%再低一點，中國到底能夠承受多高的增長速度？現在大家有一個常識性的判斷，低于8%，中國就容易出問題，我不知道8%是怎么算出來的。如果長期在這種落后結構上保持8%的增長速度是非常的困難。如果不把8%做一個調整，敢于承受比8更低的增長速度，那就更沒有決心調整產業結構，調結構GDP有一段時間會下來，低于8%，6%，過了這個陣痛會走入高素質的增長階段，這對我們宏觀決策是很難的選擇，所以現在宏觀選擇壓力很大。調結構還是要保增長？保誰的增長？保過去結構的增長？還是保將來新結構的增長？這對我們貨幣增長壓力非常大。 即使保過去的增長，大家可以看一看，能不能保得住，靠過去的寬松供給來支撐的，生產要素比如生產、資源、環境、土地，包括勞動力，現在要素寬松供給局面發生了很大改變。能不能繼續支撐我們過去的這樣一種增長環境？這不需要討論了，做企業大家都知道壓力越來越大。返過來講，如果過去這種產業的增長模式不改變，即使發展新的東西也容易出問題，最近一年調查新興產業的時候，給我們非常大的印象，所謂的新興產業最后都走向了先有制造后搞技術的過去我們最熟悉的一種路徑上來，搞新能源，搞電池，搞儲能，光伏，生物質，大家可以看看我們走的路徑還是過去的路徑，用老的路徑來做新的產業。什么路徑呢？把國外的技術引進過來，在國內形成制造業，由小規模制造快速進行規�；a，通過規�；a再對接我們低成本要素供給來打低成本競爭戰略。很新的東西在國內很快變成的投資過剩了，美國人很不理解，新能源你們怎么投資過剩了呢？產能甚至過剩。由于我們習慣了那樣的一種傳統發展路徑，所以在新興領域當中，我們是有新的名和新的發展思路沒有改變，這也影響了我們國際地位。本來想抓住一次技術變革的機會能夠打個翻身仗，看來希望壓力越來越大。 老的產業繼續維系寬松環境，新興的產業步入后塵，我們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嚴重，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幾個圖片，我們環保壓力越來越大，環境、衛生、飲食成為老百姓非常不滿意的話題，包括我們的能源問題。大家可以看到后面一張地圖，（如圖）這是我們能源生命線，低端制造對能源高度依賴，依賴只能依靠南海這條線，石油供給主要來源于這條線。當一個國家不具備能力保證自己海上能源運輸絕對安全的時候，要想實現自己的經濟安全，只能減少對這條海運線的依賴，美國人投入這么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證自己石油安全，到現在的結果也認識到真正的安全是來自于自己對外，特別對石油的依賴。美國這么多年，這么強大的軍事力量，最終認識到保證自己的能源安全只能靠自己，不能靠遠距離能源的運輸。今年美國已經開始收到效果了，效果自己在天然氣領域當中實現了由凈進口變成凈出口，美國不再需要國外更多的油氣，所以在能源外交能源結構調整當中膽子越來越大，顧慮越來越少。而我們呢？我們在走他過去的老路。產業結構不調整，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產業本身的問題，整個能源環境都會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依靠創新，但是依靠創新應該改變我們創新的道路，要讓我們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力，我們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跟隨跟蹤追趕，二是我們自己敢于到前沿創新，三五年前討論創新企業是不接受的，這一兩年在企業內發現能夠在前沿領域投入研究力量，通過重大技術的突破再進行產業化，將技術突破與產業快速連接企業的運作成功率非常高，而且經受得住大的宏觀條件的變化。在很多領域我們都能找到前沿領先的證明材料。 1、技術領域。 比如信息領域，在芯片的設計、通信裝備，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前面，沒有人可抄了，用華為的話講過去跟著別人走，還有得抄�，F在你已經走到前面，無人可抄，甚至別人在抄我們。這個時候就比較再等待了。再跟蹤別人的時候，過去跟的時候，我們總是有最大的風險，跟著別人，跟著跟著，當領先的人進行重大技術調整的時候，他的技術方向和軌道變了，后面跟的人來不及調整就被甩在一邊。日本電子企業之所以沒有起來，就是因為長期采取了跟蹤美國的道路�，F在國內條件這么好的時候，需要我們做巨大的技術創新，到前沿去創新，這是一條路跟蹤。另外一條路是前沿，至少說明我們現在應該兩軌并行，加緊跟，加緊追，要敢于在新興領域實現技術突破。 實現技術突破的條件到底成熟不成熟？從技術角度來講有這種可能的，比如在技術變軌的領域，前沿創新的企業成功率就明顯的高于跟蹤追趕的企業，技術變軌。我們講芯片，這兩年在IT領域當中有一個重大的變化，過去的統治者windows和英特爾架構受到了挑戰，這種挑戰發生了3年多的時間，英特爾統治芯片領域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個公司已經處在自身難保的狀態下，英特爾主導的傳統芯片結構，芯片無處不在，英特爾所主導的X86架構已經比較落后了，它的弱點符號、功耗高�，F在它的應用領域要求功耗要低，最近流行的ipad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更多移動終端要求主要特點芯片功耗要很低。在要求低供貨的芯片時間，復雜的X86架構就已經遇到了重大的挑戰。由于過去技術領域軌道的企業技術的積累比較多，讓他去調整非常的困難。像我們搞電動汽車也是這樣，讓做燃油車的企業做電動汽車，他自己說服自己的難度是非常大的。在芯片領域的傳統的技術路線遇到了瓶頸，新的技術領域呼之欲出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前沿創新、原始創新、變軌創新就將來很可能成為新的技術時代的主導者。如果我們采取了過去的路線還跟著英特爾走，你不調我也不調，還跟著別人一步一曲的走，不但我們永遠跟不上它，很有可能我們就會跟著我們自己的模仿者，被模仿者走向滅亡。對后發國家在技術變軌的時候，應該抓住技術變軌所帶來的機會，實現一次超越，實現一次原創，敢于走向前沿。 在新興技術領域有大量的機會出現，上午來之前我與幾個做鋰電池的討論，我最大的印象絕大多數的人認為我們做鋰電池還應該跟著日本走，他做什么，我們做什么。完全在產業領域裂變成兩派，一派是日本、韓國路線跟著你走，一派是我和你去競爭，我走另外一條中國的路線，這條路線可能風險很大，最后可能失敗，但是一旦成功，我們就具備了和日韓在同一起點進行前沿競爭的可能性。我來之前在這么一個小的領域，兩種思想完全是很難融合。從目前的技術變化來看，利用技術變軌的機會能夠走一條新路的企業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會更大。 2、新興領域。 比如這些新興領域大量存在技術變軌的機會，信息通信產業、有線連接變成無線連接、二代通信、三代通信、信息和計算的分離，計算和通信的結合，這是一個融合領域，計算機和電視變成一個終端了，這是讓很多做手機的傳統領先者和做計算機傳統的領先者，比如英特爾這幾個企業很難實現融合的。智能手機出現了微軟操作系統，很難用在手機上，為什么？它的操作系統，它的腦子里只關注計算機，反而那些小的操作系統替代了，成為通信領域的主導者，比如安卓才幾年時間？在新興領域我們實現前沿創新，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新能源也是如此，新材料，物聯網、電子商務等等。在這一輪新興產業發展當中，真正有亮點的或者說多數的亮點是發生在和別人能夠在同一起點進行技術開發的企業身上。你可以看一看國內，跟著走的兩年下來多數是沒有這種再持續發展的能力，當然一開始資源不足的時候，跟一把，跟到一定階段就敢于創新，這是我們常見的，最怕的跟一代跟二代不斷的去跟。 現在已經到了進行前沿創新的一些領域，確實我們條件很好，不抓住這個機會進行創新，時不再來。如何才能實現前沿創新呢？我把我們最近觀察的幾個企業在前沿領域有突破，他們為什么會有突破？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把這個現象與大家做分享。 實現前沿領域實現快速突破的企業利用了三個要素：低成本研發加上低成本制造，加上多層次的市場，創新走的很快的企業，這個優勢利用很好，過去是一個優勢為主，就是低成本制造，看誰造的便宜，現在我們發現低成本研發已經成為我們和發達國家進行競爭優勢比較了比低成本制造更關鍵的優勢。這個優勢的表現，（如圖）同樣一個規模性的企業看誰的研發隊伍最多，我只說中外相比，比如通信領域不到10萬人的情況下，只有中國的華為能夠養得起4萬人的研發隊伍，不到1萬人的情況下，深圳邁瑞養起將近4000人的研發人員。這說明什么概念呢？當你一萬人的時候，你研發人員比例是多少？如果與國外相比，1：1，能夠做到1：1在競爭性領域那是很恐怖的事情，為什么？首先，你會有很強研發能力和研發效率；第二，你會背起非常重的研發包袱，但是在中國能夠養得起一萬人，在美國養得起一萬人的研發隊伍在中國養得起十萬甚至二十萬，但是每一個人沒有差別，甚至我們研發人員的工作強度，我們研發人員的素質要超過美國的本土。 比如做醫療器械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在美國做醫療機械的工程師多數是華人，飛利浦、西門子那些研發強度很低的，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時。國內是魔鬼式的研發，5+2，白加好，同樣一個人，工作強度完全不一樣，規模又超過他。在國內做前沿創新，共同特點既利用了低成本制造優勢，也利用了這兩年低成本的研發優勢。這兩個優勢是發達國家有其一，但是沒有低成本制造，發展中國家有低成本制造但是沒有低成本研發，這兩者都不能具備的，哪個企業能夠快速把這些優勢利用起來，大企業如此，小企業如此。如果有兩個研發人員，研發人員不足這樣的企業走起來很難。如果說我沒有這些資源，那是兩年前，現在完全可以技術突破與制造能力做到并行，不是過去講的我先搞一桶金掙多錢，有錢了做研發，先做產品研發，再有錢做基礎研發，過去是這樣一太道路，但是現在大家看一看，很多的新興企業比如說在深圳醫療企業、生物制藥企業，如果說通過基礎再做產品，我要把它一體化。當你有這樣一種創新思路的時候，往往更容易得到VC和PE的支持，特別是海外風投的支持。過去我們講基礎研究是大學院所的事情，我做產品開發。其實在做基礎研究的時候就有很明確的市場導向，把基礎研究的東西快速形成產品化，加上制造能力的對接形成產業化，規�；�，就把鏈條走通了，時間可以做得很短。而且在早期階段也能夠得到資金的支持，甚至更容易得到外部投資的支持。這樣一種經營架構瞄準的是基礎架構的東西，返過來講現在這個階段更容易的得到的資金的支持，返過來講更容易得到市場的支持，就成功了。 利用國內的低成本制造和低研發，多市場的結構，能夠從前端到產品開發打通的這樣一種企業運作機制，小企業這幾年冒出來很多，這是企業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和特征。這些企業和過去不一樣，大部分是小企業，但是路徑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市場條件很好，比如說做新能源，光伏除外，光伏國內市場還沒有完全啟動起來。在國外找不到的市場在國內都能找到，用我們領導的話講，任何一個小東西乘以13億就變成很大的東西，中國多層次的市場，某一個局部的市場它的縱深也很強，足以養得起一堆企業。再細分，也能養得起一個產業群。這就是有戰略縱深的國家，市場優勢。所以以本土市場為主，利用本土的制造能力這是我們過去最強的，然后再形成快速的利用低成本的研發資源快速形成我們的研發能力，從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前沿創新的企業運作機制，這樣的企業是這兩年出來比較多的。過去不敢想的，現在能夠做到了。這是第一個實現前沿創新的路徑。 第二點，我們處在很好的技術與人才黃金期。不是像過去苦苦跟蹤、模仿和追趕，什么黃金期？就是技術與人才黃金期。在新興的領域，能夠和國外的大公司去抗衡，這幾年做得很不錯。他的團隊多數是具備海外留學的背景，我們除了國內有那么一股強大力量之外，國內技術和人員的供給渠道，黃金期非常的難得，而且這個機會確實讓很多的企業因此而受益。比如說我們去華大基因，深圳做基因工程的企業全球領先，美國、歐洲同行都拜在他的腳下。深圳光啟研究院，來得時候幾個人，現在形成二百人研發隊伍，70%的人來自于海外，70%中20%是外籍人士，國外很著名的教授和技術人員就到深圳落戶了。上海中微電子核心的團隊也是來自于海外，包括做新能源、生物醫藥、醫療器械的，你會發現做得好的企業，大部分有海外團隊背景，有的是一兩個人，有的時候是兩個團隊。過去做產業解決技術短板的方式就是買技術，現在我們與其買技術，不如引進人才。 我們發現這些企業告訴我們與其引進一兩個人，不如引進一個團隊，比如中微電子做課時設備的，從材料一直到質量控制，整個研發線到生產線是一個蘿卜一個坑，這個企業為什么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之內進入世界半導體設備領域的第一集團，你會發現他的團隊20幾人，一個人負責一個環節，20個人在一個時間回來創辦了這家企業。引進一兩個領軍人才，更厲害的是引進一個團隊。這兩年我們發現在創新甚至做得好的新興企業當中顯著的特點。 當資源條件具備的時候，你沒有把它利用住，時間窗口就很短，就關掉了，比如在裝備領域，你再想去引進國外的團隊成本高了，而且可能的難度增加了，引進不過來了。有的企業甚至要花大價錢買別人的公司，買公司的目的就是買研發中心，那幾個人，甚至買圖紙，難度增加了。這個黃金期時間不是很長，美國人現在開始限制我們，美國人說我們培養的工程師不能服務于中國的產業。當年錢學森回來很難的，將來更多的錢學森回來，我們已經被全球瞄準了，他注意你的時候，你再挖他的人就比較難，所以這個黃金期也不長，但是抓住機會。當年韓國就利用留美韓籍科學家大量的輸送和回歸就支撐了韓國在汽車、電子、微電子、信息領域的產業優勢。 我們現在能不能利用現在這個機會在一些重要的產業，甚至被一些企業利用好來實現一次前沿創新呢？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 第三點，我們實現創新進行前沿創新要為這樣的企業創造一個好的環境�，F在在很多領域，得到都不愿意去創新，更不愿意做前沿的創新，除了風險之外，企業家愿意承擔風險，問題是不能規避企業之外的風險，環境不好來削弱了或者是扼殺了它的創新的激情。比如政府的支持，在前沿領域與國外企業進行競爭，在重大的技術標準的選擇上，我們敢不敢支持本土的重大的技術創新？這是需要強的政治意志。當你有這種政治決心的時候，很多的企業就會在這個領域投入他的研發的精力，甚至敢于承擔他自己創新的風險。所以政治意志往往決定前沿創新導向。 政策思維，從官員角度政治設計角度來講，過去習慣了看準別人，然后設定我們的目標，然后對目標進行支持�，F在我們在一個新的起點，在一個沒有目標的領域當中，能否支持不確定性的創新，這是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講是很大的挑戰。往往前沿創新更需要得到政策的支持，如果你的政策只支持模仿、追趕、跟著走，前沿創新可能就會被扼殺掉。這個領域在我們科技政策領域，產業化領域當中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說在科技體制和我們產業體制，產業體制當中，比如我們所講的對一些產業項目的支持，前沿創新不確定性要求多元的技術路線。你不知道哪一個技術路線最終能夠勝出，我們過去支持產業往往是政府先選擇好技術路線，政府定好了，你做電動汽車，我只支持純電動汽車，比如我只支持鋰電池的電動汽車，你是另外一種電池，不是反對，但是往往不是支持。政府認定和多元選擇機制是不兼容的，這個時候你要想支持前沿創新，必須使我們的體制和政策能夠適應到前沿創新的特性上來。用跟蹤的辦法搞傳統工業化的辦法來搞前沿創新，我們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功虧一簣。我們在過去一年調查當中，你創新了，你的專利別別人盜取了，一旦打官司，創新者受到傷害。這樣市場環境和法律環境，鼓勵的是模仿、盜版。過去我們跟著別人走的時候，我們習慣于拿別人的東西來，拿就拿了，跨國公司老折騰我們，說中國不尊重這個，不尊重那，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很落后�，F在我們很多的企業已經走到了前頭，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遇到了這樣一種苦惱，他的創新得不到保護。如果我們繼續采取傳統的對創新者的知識產權受到侵害采取放縱的做法，我們走到前頭的企業最終可能也會被扼殺掉。這意味著我們知識產權、法律、市場環境也要調整，調整也要做前提性的判斷，中國現在是不是到了前沿創新的階段了？如果沒有到繼續保護追蹤，如果到了就應該做出調整。調整的范圍不僅僅限于科技和產業，也涉及到我們市場和法律環境。 時間關系，我只能講講我們這些不成熟的觀點，只能代表我們研究發現，還沒有來得及詳細論證，如果講得不對，請各位領導批評。謝謝各位！ （文稿來自速錄，未經審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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